调判结合的司法工作机制
2019-12-09 05:4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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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近年来接连发生的毒奶粉事件、毒胶囊事件、45天速成鸡事件、伊利牛奶汞超标事件、白酒行业塑化剂风波、水污染事件等一系列关系民生的事件,不少是记者、媒体曝光,行政部门才开始介入。”作为一名一线法律工作者,朱列玉建议进一步加强反渎职侵权工作。

在麦庆泉看来,审判机制改革了,庭长、副庭长的职权虚化。“试点的效果很理想,经过半年的磨合、总结和提高,保守估计今年每个团队可以办结至少1500宗案件。用这样的审判机制,福田区法院一年可办结超过5万宗案件。”

梁志毅在基层派出所工作了19年,与群众打交道深有体会。他说,“只要放下架子,想方设法为群众多办些实事,群众就会支持你,你的工作就做得好。”建议“两院”工作要关注民生问题,密切联系群众。

梁志毅说,在司法处理的一些案件中出现执行难问题,特别是执行财产方面。“一些被执行人长期赖债、有能力而拒不执行、逍遥法外,严重损害了法院的司法权威。”梁志毅认为,执行难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,个别群众宁愿用非法手段解决问题,也不愿通过法律途径合法解决。梁志毅建议,法院要加大裁定、判决执行力度,维护法律尊严,确保群众合法权益。

这项工作该如何推进?郑鄂表示,近期目标要落实法官职务系列管理。“2011年7月,中组部、最高法院联合印发了《法官职务序列暂行规定》,但至今仍未实施,应尽快实行法官单独职务序列管理,法官等级不再与行政级别挂钩,法官工资、津贴等直接根据法官等级确定。”

下一步,也就是中远期目标是要实现法官职业化。郑鄂表示,在综合考虑案件情况、法院职能层级等因素的基础上,在党委和人大的统一领导下,由人大代表、法律工作者和社会各界人士共同组成法官选任委员会,核定法官员额,完善法官选任机制,建立法官惩戒制度。

“近年来,‘案多人少、法官断层’的矛盾一直在困扰着各级法院,在现行法官管理方式和法院运行体制下,已成为难解的‘结’。”在审议“两高”报告时,郑鄂表示要根据司法权运行的特点和法官职业的特殊性,由全国人大牵头,协调最高法院、中组部、中编办、财政部等部门,推动《法官法》等相关条文的修改完善,合力构建符合审判规律的法官管理体制。

“京城优秀法官宋鱼水对于法律、对于老百姓上法院打官司有许多独到理解,她那句‘让当事人把话说完’的‘口头禅’,明白无误地显示了她对诉讼当事人的尊重与爱心。”然而陈舒坦言,如今老百姓要打官司却频频遇到难题。(特派记者 曹斯 李春江 雷雨 徐林)

陈伟才说,去年全国电信诈骗17万起,群众损失80多亿元。比前年10万起、40多亿元分别上升70%、100%。而且,去年开始,专门面向中国大陆的电信诈骗窝点开始从东南亚各国,扩散到澳大利亚、德国、沙特等国,利用我国在电信、银行、网络等方面的管理漏洞,疯狂作案。“很多人的‘生意本’、‘养老金’、‘棺材本’被骗个精光!”

“当前司法工作发展既面临有利条件,也面临各种挑战”,郑红说,尤其是今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修改后刑事诉讼法、民事诉讼法后,对执法办案以及人力资源提出了更高要求。比如,单从检察机关履行修改后刑诉法关于刑事和解,出席简易程序法庭、二审法庭等方面的新职责来看,我省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就需要增加400多人。

在审议“两高”工作报告时,陈舒表示,尽管“两院”工作成绩有目共睹,但是相对于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渴望还仍然有很大提升空间,她建议在办理案件的全流程中,坚持司法为民,改进司法工作作风,通过热情服务,切实解决好老百姓打官司难问题。

“现行审判机制存在明显弊端:审理和判决分离,审的不判,判的不审;行政色彩浓厚,法官的职、权、责不统一;管理和审理脱节,审判效率不高;审判责任难于追究,不利于审判质量的持续提高。”针对法院“案多人少”的老大难问题,麦庆泉建议法院现行的审判机制需要改革。他推荐了一种模式:“审判长负责制”。

范冬萍认为,应该发扬调解优先,调判结合的司法工作机制。她建议,应该大力宣传和保障《人民调解法》,培育人民调解员,规范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,明确人民调解与其他纠纷解决机制的关系,并且进一步挖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、民间乃至官府解决矛盾纠纷的有效方式,从法律上进一步完善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。

郑红表示,“两院”要进一步落实执法为民的措施,坚决查办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制售假冒伪劣食品药品犯罪、破坏生态文明建设的犯罪,加大对弱势群体的司法救助力度,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。

“电信诈骗越来越严重啦,我在代表中做调查,就连省‘两院’负责人都接到过‘你有一张传票’的诈骗电话!”陈伟才此话一出,引起大家一阵笑声。

雷军呼吁,要严厉打击制假售假问题,维护正常市场秩序。他用亲身经历说道,“目前小米手机三台中有一台是假的。除了这个,我还看到有个广告叫‘买真酒上某某网’,这些事情都让我非常震动,说明全社会假冒伪劣的情况有多严重。”

作为广东代表团互联网行业代表之一,雷军认为,我国网民已有4亿多规模,形成了规模巨大的产业,但是立法往往严重滞后于产业发展。“‘两院’在互联网产业上的工作,技术要求高,执法也比较困难,往往很难取证。”雷军建议“两院”要吸纳更多的高素质互联网人才,强化互联网执法的能力,有效解决互联网行业执法难的问题。

分析原因,陈伟才认为,电信诈骗案件高发与用户防范意识淡薄,犯罪作案成本低收益高,公安机关跨境打击难度大等相关,“但主要责任在运营商。”他说,近年发生的电信诈骗案当中,使用网络改号电话作案的占90%。

全国人大代表、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郑红在审议“两院”报告时建议,各级党委政府加大对“两院”工作的支持力度,帮助解决人员力量、经费保障等方面的困难,建议中央有关部门研究增加政法专项编制,保证新修改两大诉讼法顺利实施。

“美国人喜欢上法庭,中国老百姓有‘以和为贵’的传统不爱打官司,人民调解因此被国际社会誉为化解社会矛盾的‘东方经验’。”范冬萍认为,人民调解,是一种新时代下具有中国特色的化解矛盾、消除纷争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。她说,邻里纠纷、养老继承等这些发生在基层的纠纷,可以通过人民调解方式化解,避免由民事纠纷转成刑事犯罪。

“最高检一直都非常重视反渎职侵权工作,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行政部门不作为、渎职的情形。一旦检察机关进行反渎职调查时,有些部门又会互相推诿,导致反渎职侵权工作举步维艰。”朱列玉建议要大力加强反渎职侵权工作,检察机关与行政部门一起,确定各个行政部门、各部门工作人员的具体职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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